竹林七贤(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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竹林七贤(三)

帖子 由 书寒 于 周二 二月 26, 2013 2:18 pm


向往自然、淡薄名利、隐居在山林中的嵇康,常常面对着潺潺流水、青青翠竹,抚琴自娱。史书记载,嵇康的琴艺超伦,负有盛名。嵇康最喜爱弹奏的是《广陵散》。《广陵散》是一首古琴曲,嵇康能够得到它,还有一个故事。

传说嵇康早年曾在洛水之西游学,一天晚上他在住所独自弹琴。夜半时分,突然来了一位自称是古人的神秘客人,与嵇康切磋音律,两人谈得十分投机。客人来了兴致,向嵇康要过五弦琴,弹了一曲《广陵散》。《广陵散》声调绝伦,不同凡响。客人弹奏完毕,便将这首曲子传授给了嵇康。临别时,他再三叮嘱,千万不要再将这首曲子传给他人 。于是,听嵇康弹奏《广陵散》,也就成为朋友们聚会时难得的享受。

嵇康不但弹琴的技艺精湛,而且对音律也有很深的造诣和研究。他是当时杰出的音乐理论家。他撰写的《琴赋》,不但为当时的人们所推崇,东晋时,人们已将它作为音乐之赋的写作参照尺度。他还撰写了《声无哀乐论》,着重探讨音乐的本质、音乐与情感的关系、音乐与教化功能等三个方面的问题,也就是音乐自身的规定性问题。嵇康认为音乐是自然的产物,仿佛气息滋味存在于天地之间一样,不会因为人们的喜怒哀乐而有所变化。因此,在音乐与情感的问题上,嵇康以为音乐本身并不蕴涵快乐与悲伤。这里的“声”,指的是大自然当中客观存在的各种各样的声音,包括人声。哀乐是人的主观情感体验,他认为声音本身是不存在哀乐之说的,只有当人的主观情感体验和客观声音结合在一起时,才具哀乐。嵇康之前,已经有论述音乐起源及社会功能的著作。但对音乐本身却很少谈论。著名史学家冯友兰认为,从这个意义上说,《声无哀乐论》是中国美学史上讲音乐的第一篇文章。

嵇康善于写诗,现存六十首,其中以四言诗的创作成就最高。一向受到世人重视。明清之际思想家王夫之曾这样评论嵇康的诗:“虽体似风雅,而神韵自别。”学者们认为,嵇康的诗富有感染力,一方面在于诗中的意境动人,另一方面在于他的诗能够衬映折射出非凡的人格形象。“琴诗可乐,远游可珍。舍道独往,弃智遗身。寂乎无累,何求于人?长寄灵岳,怡志养神。”读嵇康的诗就会发现,作为乐器的琴大量地进入到他的诗歌中。嵇康对琴情有独钟。他不但经常弹奏和吟诵,还在《琴赋》的序言中强调:“众器之中,琴德最优”。由于嵇康的渲染和推崇,琴,被赋予了文人闲雅超逸的精神追求。因此,琴,在后代诗歌绘画中出现时,往往和飘逸宁静的生活联系在一起。

作为魏晋玄学的代表人物,嵇康不仅是诗人,也是文章大家。流传至今的有十五篇。文章展现了嵇康对宇宙,社会,人生等重大问题的思考。在文学史上拥有重要的地位。从文章中人们不难发现,尽管隐居在山林中,嵇康对现实政治社会依然十分关注。

箴,是古代一种特殊的文体,主要目的是为了劝诫。嵇康撰写了一篇《太师箴》,并以太师的身份,通过称颂上古帝王君道自然、谴责后世的衰败,进而对当今的君王加以规劝。嵇康从道家思想出发,认为,上古社会民风淳朴,君主寡欲少私,清净无为,而万民则自足自乐。然而,随着历史的进程,古老的统治所依赖的自然、社会及文化环境逐渐发生了变化。于是,后世的统治者就试图用倡导仁义来改造社会。这样会导致更多的人运用巧诈来实现自己的目的。倡导仁义会使人丧失天性,更多的人会更加贪图私利。嵇康认为,好的社会形态是保持“君静于上,臣顺于下”、“群生安逸、自求多福”的和谐关系。

嵇康的《释私论》,也是针砭当时社会现实的文章。自从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开始,士人普遍注重通过道德修养提高声誉获得美名。这样的社会风尚对激励士人,砥砺名节确实起到很大作用。然而,当名声成为有利可图的资本时,往往导致刻意求名的弊端。针对当时的伪善风气,嵇康在《释私论》中提出“无措是非”、“越名教而任自然”。试图找出回复人之真性的道路。嵇康的“无措是非”、“越名教而任自然”,不是指人们在欲望的驱使下可以为所欲为。相反,他认为回复到自然的本性,就体现为自觉接受法则,在触景而行、任心而动中体现善的准则。任自然,就是任心之自然;越名教,就是越虚伪的言行。“越名教而任自然”,就是反对言行中虚伪的表现。但是,在一个崇尚名教的社会里,追求名声的过分举动往往为世俗所认可;后人看起来不近情理的事情,在当时人眼里却有着充分的理由。像嵇康这样的有识之士,敏锐地觉察到这类行为的虚伪,愤然鄙薄世俗虚名。他隐居山林,专注地探寻自然和事物之理。然而,嵇康毕竟是一个愤世嫉俗之人,他的文章见解精辟,笔锋犀利,风格清俊。鲁迅先生这样说过,嵇康的论文思想新颖,往往与古时旧说反对。嵇康写的《管蔡论》就替被周公,孔子视为大逆不道的管叔,蔡叔翻案。他作的《难张辽叔自然好学论》,大胆抨击儒家六经,声言“不学六经,未必为长夜。六经未必为太阳。”这些不合时宜的言论,也成为嵇康后来被司马昭杀害的一个重要原因。

同嵇康一样,竹林七贤中的代表人物阮籍,也是魏晋之际著名的玄学家和文学家,他创作《咏怀诗》八十余首,为世人所重。被王夫之誉之为“旷代绝作”。阮籍的《永怀诗》流传在世的有八十二首,特色含蓄深沉。由于曹氏和司马氏两集团的争权斗争非常激烈,当时士人处境十分艰险,即使对政局不满,也不敢直说。因此,阮籍的诗歌往往采取隐晦曲折的手法来书写苦闷。

与嵇康不同的是,阮籍无缘享受“浊酒一杯、弹琴一曲”的隐居生活。高平陵事变后,他受到司马氏的征召,极不情愿地进入朝廷做官。当时朝廷一些人倡导礼法、名教,但实际上他们并不是真正地相信礼法、名教。只不过是把礼法、名教当成掩饰他们趋炎附势,贪图荣华的一块盾牌而已。生活在这样的氛围中,不愿意与之同流合污的阮籍,感到异常地孤独和苦闷,使他更加怀念在竹林中度过的快乐时光。他的诗作中反映了这种心境。“一日复一朝,一昏复一晨。容色改平常,精神自飘沦。临觞多哀楚,思我故时人。对酒不能言,凄怆怀楚辛。愁苦在一时,高行伤微身。曲直何所为,龙蛇为我邻。”诗言志。从阮籍的诗中,人们不难发现,少年时代深受儒家思想熏陶的他,建功立业的决心和期望长大成人后,有一番作为的理想抱负。可是,自从曹芳继位后,曹氏集团与司马氏集团走向分裂,政局动荡不安,阮籍的英雄梦也变得虚无缥缈。

与此相应,阮籍的政治和生活态度也经历了痛苦的转变。他在《咏永怀诗》里这样写道:“阴阳有舛错,日月不常融。天时有否泰,人事多盈冲。园绮遁南岳,伯阳隐西戎。保身念道真,宠耀焉足崇。休哉上世士,万载垂清风。”阮籍深深地感到,人事多盈冲的剧变,无异于阴阳错舛,天时由泰变否。于是,他的希望被失望所代替。建功立业的满腔热情,被隐遁的冷漠所代替。而开始崇尚超世的人物,园绮和伯阳。阮籍诗中提到的园绮,是指秦朝末年的东园公和绮里季。因为他俩不满秦朝的暴政,就到终南山隐居。而伯阳,指的就是道家的创始人老子。老子姓李名耳,字伯阳,生活在春秋末年。他见周朝逐步衰亡,就骑着青牛出走函谷关,到人们不知道的地方隐居了起来。这首诗,明确表示了阮籍对老庄道家哲理的向往,和要以前代的隐士为楷模,做万载垂清风之士的决心。

阮籍认为,现实社会既不安全又不快乐,既没有自由也没有幸福。于是,他主张“飘摇于天地之外,与造化为友”。这在他的文章《大人先生传》中得到充分体现。而这篇文章的灵感则是来自阮籍对隐士孙登的一次寻访。史书记载,孙登字公和,是魏晋时期颇富传奇色彩的人物。《晋书》记载,孙登在河南辉县的苏门山挖了一个土窟窿居住。夏天,他用草编成衣服防暑;冬天,他用长长的头发披在身上御寒。孙登平时喜好阅读《易经》,弹奏只有一根弦的琴,自娱自乐。在山上过着神仙般的日子。据说,孙登的胸襟十分开阔,从来不会发脾气,有人就用恶作剧的方式来试探他。几个人商量好把他扔到河里面,结果孙登湿漉漉地爬上来,他不但不恼,而且哈哈大笑,扬长而去。孙登的传说,风靡一时,阮籍不仅对他产生了浓厚兴趣,还萌发了拜见他的愿望。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一番苦心寻找,阮籍终于在大山里见到了仰慕已久的孙登。在现实生活中,心情非常苦闷的阮籍,很希望能从孙登那里得到一些人生的指点。他怀着诚惶诚恐的心情向孙登请教太古无为之道之类的重大历史和哲学问题。但是,能够真正悟通的大道,而且能够做到真正出世的孙登对阮籍的话好像没有听到一样,始终保持沉默。阮籍无可奈何,只好怀着遗憾的心情告退。当他走到半山腰时,山谷间突然传来了孙登从丹田中发出的,如凤凰名叫一样的啸声。所谓啸,就是打口哨。魏晋的名士们为了避祸初入山林,游戏林间,尽情享受在现实生活中无法得到的欢愉。这个时候,他们就用啸来表达自己的感受。因此在那个时代,啸风盛行。啸也成为名士的风度之一。阮籍在名士当中,是最善于啸的人物之一。孙登的啸声,让擅长啸的阮籍听得如醉如痴。他从孙登纯净的啸声中领悟到与孙登相比,自己并未真正脱俗。受到孙登的启发,回到家后的阮籍挥笔写了一篇文章,题目叫《大人先生传》。

阮籍笔下的大人先生,具有以万里为一步,以千岁为一朝,行不赴而居不处,求乎大道而无所寓,以应变顺和,天地为家,与造化推移,故默探道德,不与世同的理想精神境界。对此大人先生似的人物,人们不难从《庄子》里面写的一系列至人、神人、真人身上找到他的影子。阮籍在《大人先生传》中,还设计了一个崇尚名教的人物“士君子”。并用“士君子”之口,对大人先生提出了质疑,认为“大人先生”是“身处困苦之地”,并不能真正获得自由、幸福和欢乐。对此,阮籍讥讽道,士君子们所崇尚的名教社会,似乎是个安全之地。可是,他们就像虱子,寄生在人的裤裆里。饿了咬人一口,自以为得计。可是,只需要一把火,就会把他们寄生的‘吉宅’烧得干干净净。最后,阮籍这样总结:“汝君子之礼法,诚天下残贼、乱危、死亡之术耳。” “而乃目以为美行不易之道,不亦过乎!”“大人先生”式的人格与理想,正是阮籍的追求。

阮籍在他的另一篇文章《达庄论》中,又一次写到了一位逍遥在神游境界中的老庄式人物:先生“徘徊翱翔,迎风而游,恍然而止,忽然而休。”先生以为“以生言之,则物无不寿,推之以死,则物无不夭,自小视之,则万物莫不小,由大视之,则万物莫不大。”《达庄论》中的先生具有万物齐一的思想境界,阮籍以此为基础,走上了无是非、任自然的人生。并把这种思想带入了他的散文创作。

有学者这样评价:在魏晋玄学史上,真正把理想人格的建构、或理想境界的所在凸显出来的,是以阮籍为代表的玄学家。他根据自身对于时代的感受和对于现实苦难的体会,倾尽全力去探讨自我意识与自然的关系,希望摆脱压迫而获得精神的解放。

作为魏晋时期玄学哲学家的阮籍,除了《大人先生传》、《达庄论》之外,他写过的哲学著作还有《乐论》、《通易论》、《通老论》、等篇。从这些文章中看出,阮籍从倾向于自然与名教的结合,到崇尚自然而贬抑名教的痛苦转变过程。

同阮籍一样,嵇康也写过一篇名为《卜疑》的文章,文章里的“弘达先生”,也是一位虚拟的庄子至人式的人物。不同的是,“弘达先生”没有阮籍笔下的“大人先生”那么多虚幻飘渺的神采。嵇康、阮籍创作中的玄学化倾向,对后世的文学创作产生了重要影响。无论是梁代简文帝萧纲笔下的玄虚公子,或是陶渊明笔下的五柳先生,他们都是体现了玄学理想境界的虚构人物。他们很明显地受到了嵇康弘达先生和阮籍大人先生的影响。
阮籍描写的“大人先生”式的生活是无比自由的。但实际上也曲折地影射了现实社会的不自由。因此,阮籍的内心十分痛苦。《晋书》本传记载:阮籍经常一个人驾着车子,载着酒,漫无目的地四处游荡。直到走到路的尽头,再也无法前行了,他开始走下车来号啕大哭,哭够了,才按照原路返回。所谓“率意独驾”,是阮籍孤独的一个表现。他的苦闷、个性、理想与抱负,没有人能够理解。所以他“不由径路”,也就是没有道路可走。“车迹所穷”,理想和抱负也实现不了,没有前途,因此痛哭而返。于是,阮籍常常用酒来麻醉自己。

专家考证,中国的饮酒之风兴盛于东汉末年。正始年间玄学产生后,酒就开始普遍进入士人的生活。竹林七贤和酒密切相联。他们聚会在竹林,肆意酣畅。

而在七贤中以饮酒闻名于世的,还要数刘伶。关于刘伶的好酒,可以从这幅古画中窥见一斑。画的作者是唐代的孙位,画名为《高逸图》,右上角的题识为宋徽宗的墨迹。最早著录于《宣和画谱》。近人研究发现,此画所绘内容,正是魏晋时期的“竹林七贤。”画中的刘伶,正回头准备漱口,而双手仍然端着酒杯,似乎对杯中之物恋恋不舍。《晋书》记载,刘伶经常携带一壶老酒,乘坐着鹿车,随意出游。他还叫人扛着铁锹跟在后面吩咐说,我醉死了,你就埋我。《世说新语•任诞》还记载了刘伶醉酒以后的表现。醉酒后的刘伶在屋中脱衣而坐,有人到他家串门,看到他这副模样便讥笑他。刘伶却辩解说,我把天地当房屋,把房屋当衣裤,诸位为什么要钻进我的衣裤里来?《晋书》记载,刘伶著有《酒德颂》一篇。《酒德颂》中的大人先生,同阮籍笔下的大人先生具有同样的情怀和表现。大人先生幕天席地,纵意所如,每天惟酒是务,不知其他。于是,有贵介公子和缙绅处士奋袂攘襟,怒目切齿,陈说礼法,是非蜂起。而大人先生,只管举杯痛饮,时醉时醒。这样一来,大人先生就进入了一种逍遥神妙的境界。所谓“逍遥神妙的境界”,刘伶在《酒德颂》中这样描写:“静听不闻雷霆之声,熟视不睹泰山之形,不觉寒暑之切肌,利欲之感情,俯观万物,扰扰焉如江海之载浮萍。再看那些贵介公子,缙绅处士不过是些小虫罢了”。大人先生这种状态,正是老庄超世脱俗的人生境界。也是魏晋名士寄托其精神的境界。

学者研究发现,刘伶是把酒后的玄意写入散文的第一人。刘伶在文学史上的贡献,就是首次把饮酒玄意化,玄学华,诗文化。

学者们认为,竹林七贤对后世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就文学的影响而言,则更多地表现在审美情趣上。比如中国文学崇尚高逸淡雅之美、自然之美,传神之美。都与竹林七贤密切相关。

竹林七贤中另一位以饮酒著称的人物是阮咸。阮咸虽然在文学上没有高深的造诣,但却“妙解音律”,是一位天才的音乐家。所谓“妙解”是指一个人在音乐方面很精微,微妙的体会和认识。阮咸不但“妙解音律”,还善弹琵琶。阮咸懂音律,发明了直项琵琶,就是现在流传的阮。阮咸在那个年代里发明的琵琶,一千多年来,一直给人们带来快乐。

史书记载,竹林七贤中的山涛,也是一位写文章的好手。曾著有《山涛集》,可惜今已不存。不过幸运的是,今天人们还能看到他的书法作品。

魏晋士人思想的解放、玄学的追求、放达的行为反映到书法上,就进入到一个为艺术而艺术的自觉时期。从此,中国的书体从单一的篆隶,演化出楷、行、草,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这其中就有竹林七贤的功绩。他们的书法放任、洒脱、飘逸,如行云流水,鲲鹏展翅。字如其人,透过墨迹,人们看到了他们“大人先生”式的精神境界。著名美学家宗白华先生评论道:“这种高超的艺术,只有晋人潇洒超脱的心灵,才能心手相应,登峰造极。”其中,嵇康的书法特别为人称道。唐代书法理论家张怀瓘评论说:“叔夜善书,妙于草制。观其体势,得之自然,意不在乎笔墨。若高逸之士,虽在布衣,有傲然之色。”

人们难以想象,在充满杀戮与残暴的魏晋时代,却活跃着一群超凡脱俗的士人,他们用智慧和情感,开创了深奥的玄学思潮,创作了独具魅力的文学、诗歌、书法等艺术。他们在诗酒风流、山光水色中,去寻找生命的真我,尽情地展示自己的才情。

书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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