竹林七贤（五）

公元262年8月，伴随着一曲《广陵散》，嵇康走到了生命的终点。嵇康死后，竹林七贤其他人的命运和归宿又是如何呢？

嵇康被杀后，向秀在家中闭门沉思。不久，他来到洛阳，叩响了大将军府的大门。据说，当时司马昭正在与臣僚在府中议事。《晋书》本传记载：见到向秀，司马昭故作惊讶地问道：“闻君有箕山之志，何以在此？”传说尧帝要让位给巢父、许由，他俩不接受，就逃到箕山隐居，因此，箕山之志就是隐居之志。向秀回答：“巢父、许由是狷介之士，不理解尧帝的一番苦心，不值得钦慕和效法”。向秀的这番回答，司马昭听了非常高兴。从此，向秀走入仕途。先后担任过“散骑侍郎，黄门侍郎、散骑常侍”等职。因为是不得已而出仕，向秀只是做了一个“朝隐”之士。《晋书》本传说他：“在朝不任职，容迹而已。”

一个寒冷的黄昏，向秀路过昔日与嵇康、吕安等人聚会的山阳旧居。伴随着远处传来的清越高远的笛子声，向秀迈着沉重的脚步，慢慢地走近曾经与朋友们聚会的那片竹林。故地重游，触景生情，向秀又仿佛看见了嵇康、吕安等人的身影。回到住所，他满怀惆怅，写下了一篇《思旧赋》。“济黄河 以泛舟兮，经山阳 之旧居，瞻旷野之 萧条兮，息余驾乎 城隅。践二子 之遗迹兮，历穷巷 之空庐。悼嵇生 之永辞兮，顾日影 而弹琴。托运遇 而领会兮，寄余命于寸阴。听鸣笛 之慷慨兮，妙声绝而 复寻。伫驾言 其将迈兮，故援翰 而写心。”272年，嵇康被诛杀后的第十个年头，四十五岁的向秀在忧郁中离世。向秀的墓地就在他的家乡附近。虽然经过一千多年的风雨侵蚀，墓冢依然醒目。

嵇康被杀后，阮籍依然每天以酒为伴。263年的10月，曹髦死后继任皇位的小皇帝曹奂，被迫加封司马昭为晋公。阮籍知道，司马昭迈出了这一步，离改朝换代的日子就不远了。一个叫郑冲的官员提议，《劝进表》由大名士阮籍执笔。最后，派去的人在袁孝尼家，找到了醉酒酣睡的阮籍。原来，他只顾喝酒，竟把这件事忘到了脑后。来人赶紧叫醒阮籍，说《劝进表》等着急用。其实，阮籍心里不愿意写《劝进表》。想用醉酒的办法搪塞过去，但是，他心里明白，这一次是躲不过去了。于是阮籍带着醉意，伏案疾书，一气呵成，写好了《劝进表》。史书记载，《劝进表》写得词藻清丽，时人以为“神笔”。司马昭看了《劝进表》后，满心欢喜，愉快地接受了封爵。

写了《劝进表》的一两个月后，在一个寒冷的夜晚，五十四岁的阮籍，在痛苦、失望、忧郁、自责中离开了人世。临终之前，阮籍又想起与朋友们聚会的那片竹林，想起了自己作的那首咏怀诗：“一日复一夕，一夕复一朝。颜色改平常，精神自损消。胸中怀汤火，变化故相招。万事无穷极，知谋苦不饶。但恐须叟间，魂气随风飘。终身履薄冰，谁知我心焦。”

阮籍去世两年后，265年8月，司马昭病死。四个月后，司马昭的儿子司马炎逼迫曹奂退位。然后，率领文武百官在洛阳南郊设坛祭天，举行了隆重的“受禅”典礼。司马炎登帝位，改国号为晋，建都洛阳，史称西晋。

随着司马炎登基，竹林七贤中的山涛，官也越做越大。后来，他终于当上了司徒，成为早年梦寐以求的三公。史书记载，山涛为官清廉。他虽然身处要职，但与家人一直住在只有十几间屋子的旧房里。283年秋天，七十九岁的山涛得了一场大病。不久，就去世了。死去的山涛叶落归根，安葬在他魂牵梦绕的家乡。
　　
山涛在世的时候，曾经在司马炎面前，推荐过竹林七贤中的阮咸。山涛说阮咸“贞素寡欲，深识清浊，万物不能移也。若在官人之职，必妙绝于时。”后来，阮咸担任了始平太守。走进官场以后的阮咸，还经常弹琴长啸吗？还潇洒地饮酒吗？在始平太守的职位上，他又有何建树？因为史料的欠缺，这一切都不得而知。在《晋书•阮咸传》的结尾，知道他“得以寿终”。

《晋书》本传说竹林七贤中的刘伶：“澹默少言，不妄交游，而机应不差。”同向秀一样，嵇康被杀害后，刘伶也被迫走进了仕途，当上了建威参军。但是，他依旧嗜酒如故。刘伶整日喝酒，不谋其政，每当朝廷询问时，他总是以无为而治来搪塞。最终，司马炎把他罢黜免职。据有关资料记载，罢官后的刘伶并没有回到老家安徽，而是和妻子在河南获嘉县境内、黄河岸边一个叫桑古寺的地方，开酒店做起了生意。“桑古寺”靠近古驿道，加上刘伶酒名远扬，善于经营。因此，他开的酒店每天宾客盈门、生意兴隆。随着刘伶的后代繁衍兴盛，“桑古寺”曾一度叫做“刘伶村。”后来，又更名为刘固堤村。大约在公元300年，八十岁的刘伶病逝。刘伶死后安葬在刘固堤村东北方向约一公里的地方。《获嘉县志》记载，刘伶墓面积为东西十三步，南北十步，高约三、四尺。村民介绍，二十年前，刘伶墓上的封土被一些百姓挖去修房盖屋。今天人们走进刘伶墓看到的只是麦田中掩隐着的这道狭窄的田埂。

公元305年，王戎病逝，享年七十二岁。《晋书》本传记载：王戎生前也到过昔日与嵇康、阮籍等人聚会的地方重游，并对陪同他的人发出这样的感叹：我过去与嵇康、阮籍曾经在此畅饮，共为竹林之游。自从他们两个逝去，我便为时务所羁绊了。今日旧地近在眼前，当年的事情却邈若山河了。
西晋以来，嵇康、阮籍成为名士的楷模，名声日盛。东晋之后，人们将嵇康、阮籍等人的清谈游赏称之为“竹林之游”。专家考证，大约东晋时已经有“七贤”的称呼了。而明确提到“竹林七贤”的是南朝宋刘义庆著的《世说新语•任诞》：“陈留阮籍，憔国嵇康，河内山涛，三人年皆相比。康年少亚之，预此契者，沛国刘伶，陈留阮咸，河内向秀，琅玡王戎，七人常集于竹林下，肆意酣畅，故世谓‘竹林七贤’。”受“竹林七贤”嵇康、阮籍等人的影响，在西晋，特别是晋惠帝执政的“元康之世”，虚无放诞成为风尚。

史书记载，阮籍其后，士族出身游手好闲的子弟，阮瞻、王澄、谢鲲，胡毋辅之之徒，皆祖述于籍，谓得大道之本，故去巾帻，脱衣服，露丑恶，同禽兽。除此之外，山简、阮修、毕卓、羊曼、阮孚、张翰等人与之相比，其表现有过之无不及。他们中有些便是“竹林七贤”中的后人。如山简是山涛之子，阮修是阮籍的侄子。史书上记载很多有关他们纵情放诞的趣闻。

史书记载，山涛的儿子山简做荆州太守时，每次走到一个叫高阳池的地方都大醉酩酊而归。时人为之歌云：“山公时一醉，径造高阳池。日暮倒载归，酩酊无所知。”阮籍的侄子阮修，不喜欢与俗人应酬。《世说新语•任诞》说他“尝步行以百钱挂杖头，至酒店便独酣畅。”同阮修一样，身为吏部郎的毕卓也十分好酒。据说，一次他在偷饮邻人家储藏的酒时被捉住。当主人得知他的身份后，又把他放了，而且还邀请毕卓一起喝酒。毕卓端起酒杯接着痛饮。直到喝得酩酊大醉之后才离去。

国画大师齐白石似乎对毕卓的行为很欣赏，他不但根据这个传说创作了《毕卓盗酒图》，还从清廉的角度在画面上方题写了打油诗一首：“宰相归田，囊底无钱。宁肯为盗，不肯伤廉。”毕卓声称自己追求的生活准则是：“一手持蟹鳌，一手持酒杯，拍浮酒池中，便足了一生。”一些人盲目模仿“竹林七贤”的狂放，只不过得其表皮而已。其实他们并没有阮籍、嵇康等人的生活感受和玄远的精神世界。因为嵇康、阮籍等人的行为与言谈都是有针对性的。作为有建树的文学家和思想家，经过深入思考后的行为言谈是那些身为贵游子弟所不具备的，因此他们只能效仿其形罢了。

东晋时期，玄学理论走上没落之路，而凸显的仅仅是玄学外化的形式——纵放狂诞的生活态度与行为。因此，人们对玄学的抨击也多着眼于此。东晋思想家、医学家葛洪对此批评道：“世人闻阮嗣宗傲俗自放，古人所谓‘通达’者，谓通于道德，达于仁义耳。岂谓通于亵渎而达于淫邪哉！”鲁迅指出：因为他们的名位大，一般的人就学起来，而学得无非是表面，他们实在的内心却不知道。因为只学他们的皮毛，于是社会上便有了很多没意思的空谈和饮酒。到了东晋，一些有识之士对西晋覆灭的教训，进行认真的反思。认识到了仕不事事，也就是在其位不谋其职，以及放荡无度的生活态度带来的极大危害。

一位叫应詹的官员在给元帝司马睿的奏疏中沉痛地指出：“元康以来，贱经尚道，以玄虚宏放为夷达，以儒术清俭为鄙俗，永嘉之弊，未必不由于此也。”另外一位叫卞壶的官员对一些贵族青年放达的生活习气也在朝廷上进行了激烈抨击。“悖礼伤教，罪莫斯甚，中朝倾覆，实由此也。”

以《兰亭序》闻名于世的东晋大书法家王羲之也持有相同的看法。据《世说新语•言语》记载，他曾经对朝廷重臣谢安说过这样的话：从前夏禹致力于王事，手脚都长出了老茧。周文王勤于王事，总是忙到很晚才吃饭，仍觉得时间不够用。现在国家不太平，四郊都是军营堡垒，人人都应当考虑为国家效力。若是竟搞些荒废政务的清谈，写些浮华的文字，恐怕不适合当前的形势。而谢安对此则不以为然。他皱了皱眉头反问道：秦国任用商鞅只经历了两代就亡国了，这难道是清谈导致的祸患吗？

纵观历史，对于竹林七贤，一直存在着两种截然不同的意见。对竹林七贤持否定意见的人们，有的站在儒家之学的立场上，批评他们崇尚道家虚无思想，致使圣人之学沦丧；有的站在维护教化的立场上，批评他们放荡无羁，破坏了纲常；还有的站在经世致用的立场上，批评他们中的某些人缺乏对社会的责任感，以致清谈误国等等。

明清之际的思想家顾炎武，倾向于把西晋灭亡、甚至魏晋禅代的原因，直接归之于竹林诸人。他说：“正始十年则太傅司马懿杀大将军曹爽，一时名士风流，弃经典而尚老庄，蔑礼法而崇放达，视其主之颠危若路人然，即此诸贤为之倡也。自此以后，竟相祖述。”鲁迅指出：后人就将嵇康阮籍骂起来，人云亦云，一直到现在，一千六百多年。

尽管历史上对竹林七贤评价不一，但从两晋南北朝一直到清代的一千多年间，竹林七贤作为一种文化现象，他们宏放旷达的精神风貌、生活情趣或行为，一直在文人士大夫阶层有着巨大的影响。

1960年5月，南京地区西善桥南朝大墓里，出土了《竹林七贤与荣启期》画像砖。荣启期是春秋时代的名士，其作为与七贤颇为相似，因而被放在了一起。在画像砖上的七贤，有的抚琴啸歌，有的颌首倾听，有的高谈玄理，有的舞弄如意，人人宽衣博带，孤傲高雅；崇尚老庄之情，追求个性之心，溢于画面。士族知识分子自由清高的理想人格，在画像砖上得到充分的表现。这些砖画出现在皇亲国戚的陵墓中，清楚地表明，当时社会上层对魏晋玄学的推崇，以及对竹林七贤的景仰。

据《续高僧传》记载：有一位南朝后梁的僧人，非常景仰阮籍，其生活态度也颇似名士。史书说他，吟啸丘壑，任怀游处，并经常向人赞美阮嗣宗之为人。这条史料说明，阮籍的影响已经不光限于世俗之士，而且波及到佛教僧徒的生活。

南北朝之后，嵇康的历史形象渐渐定型。在后人的歌咏中，他钟情山水，饮酒弹琴，不受羁绊，不肯随俗，桀骜不群。成为高士形象的代表。杜甫在《入衡州》一诗中写道：我师嵇叔夜，世贤张子房。柴荆寄乐土，鹏路观翱翔。白居易也在一首诗中写道：张翰一杯酣，嵇康终日懒。尘中足忧累，云外多疏散。陆游在《自嘲》一诗中吟唱道：华子中年百事忘，嵇生仍坐懒为妨。病于荣宦冥心久，老向端闲得味长。

似水流年，经过历史长期的沉淀，阮籍的人格形象，已经演变为“离经叛道”的人格典型，成为一种特定的思想文化形态，并影响着后人。曾经赞赏阮籍“剖竹十日间，一朝风化清”的唐代大诗人李白一生蔑视权贵志气宏放，不以礼自守，终日沉醉，颇具阮籍式的狂放之气。有人认为他的生活态度和情趣是在效仿阮籍。

被朋友称“步兵白眼向人斜”的《红楼梦》作者曹雪芹对阮籍很是崇敬。他为自己起了个梦阮的别号。所谓“阮”就是指“阮籍”。或许正由于此，在他苦心塑造的贾宝玉身上明显带有阮籍的影子。从贾宝玉对待女孩子的同情和爱怜，不由得使人联想起阮籍对待卖酒的邻家妇女和兵家女的态度；从宝二爷厌恶做庸俗的应酬，不能不使人联想到阮籍的青白眼；从贾宝玉讽刺仕途经济之士，又使人联想到阮籍蔑视礼法，以及对礼法士君子的批评。

在魏晋士人中，鲁迅先生特别推崇嵇康。嵇康正直、刚毅、高傲、反叛，不肯随俗。在他身上，鲁迅看到了自己的影子。1913年，鲁迅开始重新修订《嵇康集》。他历时二十多个春秋，参考多种版本，经过数十遍的校对，终于使《嵇康集》有了一个相当精善的本子。鲁迅倾心研究魏晋士人和那个时代，并得出了与众不同的结论。例如嵇康、阮籍的罪名，一向说是他们毁坏礼教。但据我个人的意见，这判断是错的。魏晋时代，崇奉礼教的看来很不错，而实在是毁坏礼教不信礼教的。表面上毁坏礼教者，实则倒是承认礼教太相信礼教。鲁迅还对阮籍会翻转青白眼的技巧感兴趣。他说，阮籍年轻时，对于访问他的人有加以青眼和白眼的分别。白眼大概是全然看不见眸子的，恐怕要练习很久才能够。青眼我会装，白眼我却装不好。鲁迅校订《嵇康集》以及对魏晋时代研究的重视，从整体上提高了对嵇康的评价以及魏晋思想、文学的地位。

时光飞逝，斗转星移，今天的人们该怎样评价和看待魏晋时代的“竹林七贤”呢？为了维护封建统治，儒家提出、设计了一整套的礼制法度，并推行相关的思想观念和伦理道德规范。但是，如果将它们强调到极端，陷于僵化的境地，就会成为人们思想和行为的束缚，使人们丧失自我，丧失独立的人格。魏晋时期，随着玄学的兴盛，以嵇康、阮籍为代表的思想家，借助于先秦道家的思想形式，重新肯定了个体层面上的人的自我意识，找到了失落已久的个性自我。可以说，嵇康的“越名教而任自然”，在本质上显示的，是一场个性解放的运动。

总体来说，魏晋时代是富于独立人格精神的时代。阮籍、嵇康在这里起到了主导作用和推进作用。后世文士在反对旧礼教、假道学，追求独立人格和精神自由的过程中，他们往往能够感受到，嵇康、阮籍，“竹林七贤”对其鼓舞和推动作用。

当然，竹林七贤的思想和生活态度也有极为消极的一面。他们中的一些人，片面地强调自己的个性，而忽视了人在社会层面上的价值和意义。著名哲学家张岱年认为，包括阮籍在内的玄学哲学，作为立国之道，作为治国安邦的学说，是很难行得通的，是没有实效的。因此，学者们认为以嵇康为核心的竹林七贤，其思想和行为应当做历史的具体分析和恰当评价，不能够简单的加以肯定或者否定。任何事物都是一个矛盾的统一体，在某一个人的身上也往往如此，竹林七贤自然也不例外。

时光越千年，但是，他们仿佛还没有走远。可以肯定的是，已经被人们谈论了上千年的竹林七贤，今后，仍会是人们津津乐道的话题和被关注的一个群体。